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创性及对世界的贡献和启示
我国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在政权运作方式上坚持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坚持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顾同盟者的具体利益；在民主形式上坚持充分协商、广泛参与。中西方政党制度在政党关系、政党制度基本格局、政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不同。
一是政党关系上的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之分。我国各政党之间肝胆相照、通力合作的关系在西方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西方以争夺执政权力为目标的各政党之间往往是互为利用、利益分赃、尔虞我诈的关系。二是执政方式上的执政参政、合作共事与轮流执政、在朝在野之分。这就是“一届接着一届干”与“一届反着一届干”的区别，也是我国能够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而西方国家很多规划悬而不决、难以付诸实行的深层次原因。三是利益诉求上的广泛社会基础与少数利益集团之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兼具进步性与广泛性。执政为民，参政为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没有一党私利。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献金”从本质上使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成为少数人的利益游戏。哈佛大学的专项研究表明，美国91%的选举由获得竞选资金最多的候选人赢取。四是公共权力监督上的互相监督与恶斗扯皮之分。中国政党制度框架决定了执政党与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西方政党政治在运行中往往伴随政党、政客恶斗。
年，比利时的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倾轧，创下了大选后天没有政府的当代政治奇观。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电视辩论中互相揭短甚至攻击隐私。
长期以来，我们谈到政党制度，往往多讲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而没有或较少讲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世界的贡献和启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今天，要弄清说透中国为什么能以及怎样在政党制度方面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广泛民主，既保持一致性又体现多样性，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在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世界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从20多年来国际舆论的变化发展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日益扩大，对破解政党政治的世界性难题具有突破和启示。
（一）如何避免大民主损害国家长远利益
西方多党制、议会制奉行“一人一票”，表面上让每个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和机会。但是，西方政党制度对国家长远利益带来的危害已为事实所证明。西方国家往往从眼前利益出发看问题，较少考虑合理性、科学性。长远利益既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家利益。对于国家长远利益，必须进行民主集中，加强顶层设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提出的“公地悲剧”和法国学者提出的“邻避效应”，都是研究如何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理论观点。然而，西方政党政治下的多党民主无法从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
近几十年来，西方政党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组织化、媒体化、寡头化的现象，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客化现象愈演愈烈。欧洲国家某政要在评价危机应对政策时指出，欧美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年，冰岛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废除所有外债，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成了“老赖”。年，有“民主摇篮”之称的希腊因债务危机，欲效仿冰岛上演“公投闹剧”。英国《金融时报》对此评论指出：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年6月举行的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公投，是典型的冲动型大民主决策和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欧洲的“民疯”和美洲的“民粹”已经成为多党制和票决民主政治中影响国家科学决策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新症结。
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妥善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框架，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目标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广泛参与和集中领导的统一、社会进步和国家稳定的统一、充满活力和富有效率的统一。
一是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至关重要。年1月5日，美国《大西洋月刊》以“中国如何在每天起抗议中保持稳定”为题报道了广东乌坎事件：“中国东南部乌坎村的示威人群在外国记者聚集的临时媒体中心的外墙上印上标语，标语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造反。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我们爱国”。美国媒体的报道虽有失偏颇，但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党的领导既是政治领导，体现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引导；也是组织领导，体现为党管干部。这两条能确保中国的大局不会乱。
二是拓宽和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是无序的大民主。习近平指出：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部，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要配套完善起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14］。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指出：要防止出现“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的无形之墙。让权力与权利平等对话、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才能打掉这堵无形之墙。近几年来，我国多个地方在应对PX项目和垃圾焚烧场等邻避事件中，创造了对话与协商方式：通过有效沟通达成共识，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参政党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可以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决策理性，整合社会力量，实现价值引导，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我国的民主党派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可以发挥位置超脱、人才众多的优势，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特别是还能在引导和平衡国际国内舆论中发挥独特作用。
三是有利于培育负责任的政府和政治家。政府决策者在责任与连任之间如何抉择，是中西方政党制度的重大区别。当代西方多党制国家少政治家、多政客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连任、忽视责任。政治家（statesman）的本意就是“国家的人”，其核心价值是维护国家利益；政客（politician）看重连任、轻视责任，往往把自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著名教育家罗家伦说过：“什么是政治家？身系安危，本着正大的主张和政策而行，不计个人成败利钝的是政治家。反过来，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主张，专计个人成败利钝的是政客。政治家要具备四要素：一是有所为；二是有所不为；三是要为国家定大难、决大疑；四是坚定沉着，不但不受自己感情所支配，并且不以群众的心理为转移。”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框架下，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关系法定。这就可以保证各政党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二）如何避免和纠正决策失误问题
西方的政党制度注重决策程序和细节，常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关键问题往往在最后期限以妥协方式或全民公投方式解决。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注重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下的决策因为经过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以及人大的立法协商和政府的行政协商，更加负责、科学、民主、合法，失误相对较少。而且即使发生失误，中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容易纠错，政党之间相互补台。在西方国家，各政党在决策出台之前往往争论不休，政策出台后一旦出现失误则相互攻讦和拆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变革、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功能。
一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学习吸收和自我完善、自我改变能力。邓小平曾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15］改革开放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的历史。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自我完善和发展。尽管我国现行体制机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变革、自我纠正、自我修复、自我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能够为这种自我变革、自我纠正、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提供制度保障。年，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说：“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耳边常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执政的共产党时刻提醒自己少犯错误、纠正错误。年，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引用了刘少奇讲过的一句话：搞统战工作就是找麻烦，找来的是小麻烦，省去的是大麻烦。他进而指出：世界上哪有不麻烦的政治，更何况我们是14亿人口的大国，不怕麻烦才有良政。当今世界，随着利益格局越来越多样，思想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其他国家的政坛乱象不断，唯独中国既保持了团结民主稳定和谐，又避免了少走弯路，巩固了科学高效的政治格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不断发展完善的一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和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框架。
二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能够保证我国的改革举措通过试点得以推广，从而减少失误、纠正偏差。邓小平曾说过，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了就大胆去做，错了就退回来。在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探索一般用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探索一般用试点的方法。但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也往往用试验的办法——政治试验。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费什金已经在2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协商民意测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的约翰·S·德雷泽克教授也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做了不同形式的公民主导的协商民主实验。这些学者都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问题。其实，按照运动层次理论划分，社会活动要比自然界的变化复杂得多，用自然科学实验的办法来研究探索人类的社会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用低级版的工具和办法去解读高级版的密码，是难以获得真相和探求到规律的。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认知，只有通过试点——以点带面式的实践探索，才能取得“真经”。当然，西方学者的“政治试验”本是无奈之举。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不允许也不可能让其有试点的地方和时间，即使试验成功了，如果不合地方和政客之意，也不一定能得到推广。任何一项试点及成功后的推广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宪法和法律许可；二是顶层设计不明确、不完善或尚在试行阶段；三是群众有广泛意愿和热情；四是要有各级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五是要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几条特别是最后一条往往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而这恰恰是我国制度的优势。试点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和优点。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不断推进的改革实现自我完善的一个独特优势和重要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框架下，通过有组织的试点，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点带面，变盆景为风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三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能够保证干部和人才既脱颖而出又具备治国理政的真才实学。西方多党制下产生的总统、州长、议员，更多是靠自我奋斗、自我宣传、辩论口才和承诺取胜的，往往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历和能力。比如，奥巴马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仅在伊利诺伊州当过参议员。在我国，党管干部是确保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证，也是西方多党制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共强调人才成长既靠个人努力，更靠组织培养，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干部和人才建设制度。同时，中共重视对党外干部的发现、培养、使用和管理，提出要选拔和推荐更多的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强调领导能力是要经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历练而成的，这是干部成长的规律，党内党外概莫能外。中共的干部路线特别强调基层经历，主张干部要“敦敦苗”。特别是针对党外人才在基层经历、从政经历方面存在短板，中共提出“使用是最好的培养”，提供更多的领导岗位安排党外人士，帮助他们砥砺品格、增长才干。经过实践锻炼选拔出来的干部，无论是中共干部还是党外干部，都具有较强的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从组织上保证减少或避免失误。
（三）如何治理腐败和行使监督问题
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对官员的监督是非常严格的，而前苏联等实行一党制国家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这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多党轮流执政可以有效遏制甚至避免腐败。然而，“透明国际”组织年公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上最腐败的10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政府清廉程度与国家整体民主法治发展水平有关，而与采取何种政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黄朝翰指出：“民主改革不能解决腐败问题，但先经济后政治是各国的普遍道路。”这里涉及中外政治学上的两个学术名词——政治性腐败与行政性腐败。政治性腐败主要发生于政、商两界之间，其手段大多是通过政策、法律制定，以特许经营以及垄断利润等形式进行“权钱交易”。其因与公众距离较远，不易引起社会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北京中科白癜风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kinghoo-ind.com/btjg/btjg/6385.html
